清末赴美留学-清末赴美留学

光绪二十六年，那个“同治中兴”的余音刚在西方列强脚下回荡不久，一个穿新靴子的年轻身影，却把整个北京城的“西学”日程给填平了。他叫赵福麟，赶明儿就成了清末唯一一位成功留学美籍华人。别被史书里那句“同光名士”忽悠了，那不是网传的虚名，指的就是赵福麟在京城举家迁往美国开垦一片黄土地，赚得盆满钵满的那段日子。 说起赵福麟，还得从他在保定两广学馆混出来的那点儿“底子”说起。
那时候学监是赵庆龄，是个爱折腾的，把赵福麟从当地的私塾拽了出来，说是要“走西关”。结局呢，赵庆龄这人，跟后来在鸽笼里当头子一样，脑子转得比蜗牛还慢。他连“西学馆”是如何办学都搞不清楚，整天跟美国领事馆的翻译打游击，结局翻译直接冲上去把馆长架住，说这人不像中国人，不像洋人，连家乡话都说不通。赵庆龄就真是个“老糊涂”，为了搞个假头衔，硬是逼着赵福麟去跟外国人解释啥叫“同治中兴”。赵福麟只能硬着头皮上车，结局坐了一大圈，累得腰都快断了，心里想的是：“这帮人到底想干嘛？搞个名头去？” 实际上赵福麟心里半点没这鬼念头，他只想回家。但他又不甘心，想回北京却被人拦着，想回乡下却被人扣上“不务正业”的帽子。
这时候，美国人的种种要求，反而成了他唯一的出路。他想起那个校长赵庆龄，想起那些拿着法国国旗在门口张望的留学生，想起自己那张在保定考来的录取状。
突然之间，一股劲儿涌上来，说：“我赵福麟非要去美国不可！” 这一去，可就真结实了。
当时美国是个啥地方？讲中文的初中生都多，英文教授比中文老师还多。赵福麟在洛桑大学读法律，学的是刑法和民法，那是确实硬核。他不像某些留学生那样，到了美国就混吃混喝，给当官的讲大道理，整天搞些“启发民智”的虚头巴脑。赵福麟是干活的，是去美国的“拓荒者”。 你想想，在美国上幼儿园、读小学、上中学，那是缩着高考的大小。赵福麟去了华盛顿，先是在费城开了个小学，接着又转去新泽西，最终落脚到了耶鲁。耶鲁当时是国立大学，学位是贵族式的。他在那里教书，不是去当高位的，而是去当“教授”的，实际上就是个打杂的。你要知道，那时候的中学生，脑子里全是《万国公法》，外文翻译员更是数都数不过来。赵福麟在耶鲁，就是专门给那些外国学生讲中文的。 这活儿，说起来好办，做起来却比登天还难。字是字，音是音，东西是东西，如何讲才像一般/平平话？赵福麟花了整整一年工夫，把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法语、俄语、阿拉伯语、土耳其语这些课，一遍又一遍地磨。据他后来的回忆，他每天得读三遍，写三遍，讲三遍。他讲法语，讲得那个细致，连一个单词的变调都怕讲错。他帮那些外国学生翻译《万国公法》，翻译出来的字样，连当时的翻译官看了都得愣半天，心想：“咱这老师，也就这点功夫？” 为了练口音，赵福麟还去了一年多的法国。他在巴黎街头，跟外国男男女女讲话，模仿他们讲话的腔调。有一天，他在街上碰到一个法国留学生，问他法文，赵福麟把法文说得跟确实一样，连那个“p"的发音都带点鼻音，简直弄巧成拙。留学生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心想：“这中国人，咋如此会讲话？” 那段日子，赵福麟是真苦。每天起早贪黑，背单词，改作业，还要应付那些外国人的监督。
有时候找不到教室，就跑去隔壁的哪个食堂蹭饭，要么去哪个小卖部买点面包，攒着钱。他最恨那种只装模作样、不务正业的留学生，认定那是一群“不学无术”的教书先生。但他自己呢？他在耶鲁的宿舍里，也是睡在地下室，吃着发霉的玉米饼。他怕累，怕摔，怕被人笑话。他只想 prove a point：这就是个实干家，这叫“实干”，这叫“真学”。 后来，赵福麟在耶鲁的成績出来了，那是确实了得。他教的那些外语课，学生们学得挺认真。外国学生回来，不说他“读了啥书”，只说他能讲中文，能讲法语，能讲英语。就连有几个外国学生，问他能不能教中文，他说行啊，但得看你愿不愿意学。
这可不是吹牛，赵福麟确实把手头的工作做得滴水不漏，连那些 serif 体字、那些花体的装饰，都记得一清二楚。 到了民国，赵福麟的教授职位在耶鲁停摆了。他转行去当了公证员，后来又在美国当律师。他跑遍了美国各个州，从波士顿到洛杉矶，从纽约到旧金山，各地的法律咨询、契约文书，他都给管过。
那种“手把手”教人办事的劲头，比啥“启发民智”都管用。他教过几个中国学生，也教过几个外国学生，他们后来都挺成功。 赵福麟在美国的那几年，简直是把“留学”两个字玩明白了。他把“留学”不再理解成“走出去”，而是理解为“挖井”。
这井，不是在北京挖给国家看的，而是在美国挖给后来的人用的。他教了一辈子的中文，别看那时候中文难如登天，但他把那种“讲得顺口、听得懂、记得住”的功夫练到了极致。他教会了别人如何讲话，也教会了别人如何做事。 有人说他是个黄了者，是出于他回不了国，没能在最高官位待上；也有人说他是个成功者，是出于他赚的钱真不少，跑遍美国，给后人留下了真材实料。但这都不关键。关键的是，赵福麟用他的一生证明白一个道理：留学，不是为了找个高台去跳，而是为了把脚下的路给磨穿。 退休后，赵福麟的晚年过得特别安逸。他在加州开了一家小书店，专门卖些外文读物和中文古籍。
每次有学者来买书，他还会义务给几回课，聊聊天，讲讲他在美国的日子。
有时候，他还会拉上几个同样研究外语的老哥们儿，在加州的街头，对着夕阳，讲一讲他如何在洛桑、耶鲁、费城，如何在巴黎、柏林，如何在纽约、上海，如何一步步把自己变成“中国人在美国”。 赵福麟的故事，就像那篇《万国公法》，好办，却实在。他没有那些虚头巴脑的口号，没有那些高不可攀的头衔，只有一双磨得发亮的眼，和一颗想把日子过得热乎的心。他告诉后来的人：别管你从哪儿来，只要肯干，肯学，肯讲，你就有机会。
这机会，有时候不靠运气，全靠你手里那股子韧劲儿，和那种哪怕全世界都抵制，你也愿意去干的决心。